惊蛰

谈“吴王李恪挡剑论”（四）

四年（癸丑、653）春，二月，甲申，诏遗爱、万彻、令武皆斩，元景、恪、高阳、巴陵公主并赐自尽。上泣谓侍臣曰：“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丐其死，可乎？”兵部尚书崔敦礼以周公诛除管叔、蔡叔，汉景帝戡平七国之乱，汉昭帝诛杀燕王、盖主为例，以为不可，乃杀之。

  上面这段史料描述了长孙无忌审理完“房遗爱谋反案”之后唐高宗为李恪、李元景求情免死的场景。“挡剑论”提出者以崔敦礼之言提及燕王旦为由认为:长孙无忌对李恪的构陷以及崔敦礼驳回高宗的求情皆为顺从太宗之意行事。我们不排除这里面有崔敦礼配合高宗演戏亦或是高宗顺水推舟的可能性在，但若说是太宗之意则完全说不通，此种论调可以说滑天下之大稽。

  连百家讲坛上的历史学家都明确表示崔敦礼之言是崔替长孙无忌挡回高宗求情的结果。可见，崔敦礼为关陇一党乃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崔挡回高宗求情后被擢升为兵部尚书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以当时高宗手中的权力根本决定不了这么大的人事任命，且该人事任命也为高宗的皇权产生了极大的限制。若非崔敦礼因病重未参与废王立武的斗争，又在唐高宗清理关陇门阀之前就已经去世，恐怕他也难逃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一样的下场，所以，这次任命很明显是长孙无忌的意思。

  再者，据李恪墓志铭研究报告显示，长孙无忌构陷冤杀李恪之事，目的究竟是不是为高宗清除潜在威胁也难以判断，更多是因为长孙无忌阻止过李世民立李恪为太子，长孙无忌担心李恪日后报复他，这就可谓君子无罪，怀璧其罪，因为按照长孙无忌这个逻辑推理下去，不光得罪他的人得死，他得罪过的人也得死，甚至仅仅是因为政见不和也不能放过，比如李道宗。如果在长孙无忌看来阻止李恪被立为太子是得罪李恪的话，那么他诬陷李恪谋反就是得罪更甚了，长孙无忌既然把生米煮成熟饭，双方已经撕破脸 ，那么他就没有回头路可走，只能一错再错，进而一步步把长孙家族置于万劫不复之地。  

   长孙无忌审理完“房遗爱谋反案”之后，唐高宗曾亲自诏见过房遗爱，下面这段史料正是他们谈话的内容。

      唐高宗: “与卿亲故，何恨遂欲谋反？”

      房遗爱:“臣包藏奸匿，诚合诛夷，但臣告吴王恪，冀以赎罪。窃见贞观中，纥干承基与侯君集、刘兰同谋不轨。於後，承基告君集、刘兰，并全首领更加官爵。”

      唐高宗:“卿承藉绪馀身，尚公主岂比承基等。且告吴王反事无乃晚乎！”

  “挡剑论”提出者根据以上史料断定:“房遗爱谋反案”牵连如此之广是长孙无忌顺从高宗之意行事的结果。但是，史书上并没有支持这种观点的绝对性信息，故而史学界一般把李恪之死归咎于长孙无忌，小编在这里暂且保留意见，以供笔友们各抒己见。

  但无论李恪之死是谁的意思，房遗爱之死都是必然的，他与纥干承基不同，纥干承基所言李承乾谋反之事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他连之前李承乾怎么指使刺客殴打张玄素、刺杀魏王李泰以及于志宁，之后打算怎么算计李世民都交代的明明白白的。而诬陷李恪之事是长孙无忌授意下房遗爱攀咬的结果，唐高宗言房遗爱此时告发李恪太晚明显是为了打破房遗爱戴罪立功的合法性，使他死的更合乎情理一些，这样才能光明正大的灭房遗爱的口。 

  不过奇怪的是“挡剑论”提出者却非常坚定的支持长孙无忌奉高宗之意行事这种观点，我们不禁要深思其中的原因了，莫非该作者看到史书上对长孙无忌皆为指责之声，所以想要为无忌打抱不平、推过于高宗吗？但细细想来又说不通，毕竟两唐书和历代先贤之言远比“挡剑论”提出者的话有说服力，在这种情况下为长孙无忌辩解可以说是以卵击石，不自量力。

  刘昫： 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而无忌破家，非阴祸之报欤？

  张唐英：无忌其后卒被流窜死于黔南，天下以为寃，然而亦疑其诬杀吴王恪之报应也。

  爱新觉罗·弘历：无知者或以无忌为能安嫡，而不知其实为唐室之罪魁，甥舅之庇犹其过之小者耳！

  …………

  那我们就必须要考虑到“挡剑论”提出者的另一种意图了:体现出唐高宗的杀伐果断，替李治摘掉“昏童”的帽子。唐太宗在世时不是经常说李治不类己、太懦弱吗？现在他把这么多兄弟姐妹都给干掉了，世人总不该再说他懦弱了吧!只可惜，事实并不是如“挡剑论”提出者想的那样。

  我们回想唐太宗刚继位的时候，他继续重用萧瑀、宇文士及这些在李渊时期就已经身居高位的宰相，又提拔了隐太子旧部魏征。这一方面是为了稳定人心，任人唯贤；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制衡拥护自己上位的秦王府旧部，使朝堂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我们都知道，一个人被什么保护就会被什么制约，就像拥护李治上位的长孙无忌始终不肯让李治掌权一样。李世民原本也为李治布置了类似于贞观初期那样相对比较平衡的政治格局，只可惜李治性格过于懦弱以致大权旁落，很明显，如果连君主的意志都不能得到贯彻的话，朝堂自然也就不存在平衡一说了。

  如果说李治在位的前十年受制于无忌是性格懦弱所致的话，那后二十四年受制于武后可以说就是“性格懦弱+风疾缠身”双重条件导致。我们都知道李世民五十一岁也是因风疾病逝的，长孙皇后是三十六岁因气疾离世，而李治则携此二症于一身，使得他在显庆四年，也就是长孙无忌倒台被杀的那一年就已经身染风疾、双目眩晕以致难以理政，这一年李治才三十三岁，或许是长孙无忌专权的阴影尚未散去，李治并不愿意把过多的权力交给大臣，所以，武后成为了当时辅政的最佳选择。

  总之，这种种原因使得李治终生都没有做到他父皇那样的乾纲独断，他不是李世民，也没有杀人的魄力和承担罪孽的勇气。正如李恪之死，长孙无忌为李治当背锅侠；长孙无忌之死，袁公渝、许敬宗、武后充当李治的刽子手；李治心血来潮、欲废武后不成则归咎于上官仪，令其满门抄斩……而李治则使尽浑身解数，哭哭啼啼的维持着自己那好儿子、好弟弟、好丈夫、好外甥、好父亲形象。唐高宗借他人之手杀人，杀人的目的固然达到了，但提高的确是他人的威信，而且这些刽子手、背锅侠在做了构陷忠良之事后是毫无退路可言的，他们不再信任皇帝，也不再被皇帝信任，进者如武后，君临天下、孤家寡人、亲情淡薄；退者如长孙无忌，家破人亡、殃及先人、祸及子孙。既然皇帝不在乎臣子的死活，那自然也就鲜少有人冒死进谏、匡扶社稷了，只要能活命又有利可图，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主人，男人可以、女人可以，连太监也差点可以。

    纵观史书我们可以发现，不光宋朝的欧阳修在《新唐书》里说唐高宗是“昏童”，《旧唐书》虽然是五代人编纂的，但其内容采取的皆为唐朝的官方史料，由以上图片可知就连唐朝人自己对高宗的评价也是极为不堪的，更为讽刺的是当时的皇帝身体里流的还是李治的血，也就是说这种观点是得到李治后代的默认和史学家公认的，这些后来的皇帝总不会去诋毁自己的祖先，可见李治昏庸的说法在唐朝就已经深入人心了，更何况李治“昏童”这一史实又经过了宋元明清这一千多年的沉淀。

                               （未完待续）